动摇的“社会影响力”与商业思想

国家的防卫与安全被视为公共物品。仅靠市场很难充分供给，其受益也难以限定于特定的人，因此由国家通过税收来支撑。从产生人们的生命与安全这一各种活动的基础性利益（并且补足仅靠市场难以供给的领域）的角度来看，提升人们安全的防卫事业，可以认为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另一方面，我想不少人对把防卫称为“影响力”感到抵触。这是一种觉得把可能用于战争的技术称为“为了社会”很奇怪的感觉。我认为这种感觉也有其相应的道理。一个国家提升防卫力量，对方有时会将其视为威胁；而在真正发生冲突时，在那里开发的技术和事业也可能伤害人。如果站在“让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没有冲突更好，倘若提高了冲突的概率，那么觉得防卫事业带有消极的社会影响力也不足为奇。

我认为，采取哪一种立场，取决于各人的思想。这里所说的思想，借用 Mullins 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指的是由 (1) 世界认知、(2) 评价指针（规范）、(3) 行动指针整合而成的概念。

例如，认为威慑有效，还是认为会引发军备竞赛的连锁反应，这是世界认知的不同。要保护谁的安全、把多大范围视为善，则可以归结为所采用的评价指针（规范）的不同。然后，在这样的世界认知与规范的基础上，就会产生行动指针：在何种用途、何种条件下允许投资，又将什么排除在外。

（※不过，关于威慑与军备扩张的世界认知，仅仅归结为思想的差异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照具体的条件和证据来加以验证。）

此前我写过关于商业与思想的接近的文章，而在实务中这一论点浮现出来的，恐怕是日本的影响力投资和影响力初创企业这个行业，我也这样认为。

以往人们一直在致力于影响力的量化，而现在正成为讨论对象的，是影响力的质性方面。用尺子来打比方，如果说量化是决定尺子的刻度，那么质的讨论就是决定尺子指向哪个方向。例如开头提到的防卫就是一例。

如今越来越贴近我们的防卫与安全保障，是否算作“影响力”因人而异，那么我认为，“影响力”这个词有必要重新进行更多的讨论与梳理。

曾被共享的思想与思想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说起社会影响力，大家多少有一种共同的认识。

我觉得，以 SDGs 为首，有应当追求的目标，并且存在一种默契的共识：社会问题就是贫困、气候变化、教育差距、性别平等、包容、个人自由的最大化等等。而在其背景中，有把全球化和自由主义视为好东西的共识，所以“影响力”一词所指的内容才容易被共享。

然而，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指出，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例如，看一看倡导共同善保守主义的帕特里克·迪恩（Patrick Deneen）和倡导国民保守主义的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的论述，我觉得他们的认识是：在这种共识背后，伪装成中立的自由主义被当作默认的前提强加了下来。

对这种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反感，在世界各国也在逐渐增强。

例如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于2023年规定，在州公共资金的运用中，只考虑影响风险和收益的财务因素。另外，银行业的脱碳联盟净零银行业联盟（Net-Zero Banking Alliance）也在2025年10月结束了活动。这可以说是一种现象，表明气候变化是否为问题的认知，以及应当由谁来解决它的规范正在动摇。（不过，这终究只是佛罗里达州这一个地区、银行这一个产业的情况。）

不仅如此，还有替换“善”的内容的动向。前面提到的迪恩，表明了一种重视通过家庭、地区和宗教共同体来实现社会稳定的立场，即共同善保守主义。如果站在基于这一主张的规范上，那么推动形成保守家庭的事业，才会被评价为有影响力。

按照同样的逻辑，对于主张排斥移民的人来说，排除移民的事业才会产生社会影响力，这样的立场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当然，当事人称之为影响力，与周围的人认可这一评价是否妥当，是两回事；但如果赞同这种想法的人增多，也许渐渐地就会把这类排斥性的事业称为有影响力的事业。

也就是说，所采用的规范不同，对影响力的评价也就不同。而且，由于作为其基础的思想在动摇，可以说影响力所指的范围也在动摇。

将思想托付他人的选择

当然，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解决市场上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是影响力。然而，市场上难以解决的事情不计其数，在认定其中哪些是“应当解决的问题”的时点上，已经混入了特定的规范；而对这一选择毫无意识的非政治（non-political）立场，结果也可以说是在追认那个时代多数派的判断。

另一种选择方式，是把有助于政府解决问题的东西视为影响力。在日本，人们似乎容易把“公共”等同于“政府”，所以我想这种看法容易被接受。然而，政府也会判断失误，如果在政府要走向错误方向的时候去支持政府，那就不能说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还有一种选择方式，是把规范托付给海外的某个人。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写过从美国传入的思想在没有太大摩擦的情况下被接受的结构。就防卫而言，对于在可持续金融中一直被审慎对待的武器、兵器相关事业，英国和欧盟在2025年重新整理为不一概妨碍融资，而日本也许会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个答案。

采用政府或海外的标准，本身是一种选择。但如果不能自己说明为什么采用那个标准，就不能说是思考过影响力。实际上，在可持续金融的讨论中，现阶段的结论也是：在不妨碍搁置投资的判断的同时，最终的答案要由投资者自己去思考。

实务与思想

在衡量社会影响力的尺子动摇的情况下，如何看待“社会问题”也会随之动摇。而且我认为，正因为这十年左右，许多组织都打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旗号，所以现在许多企业再次被追问：自己是以怎样的思想为背景来看待社会问题的。

反过来说，如果自家企业或组织一直回避梳理这种认知和规范，那么开头提到的那种抵触感，也就是对“社会问题”和“影响力”这些词的不自在，就会一直留存下去。

然而，这种不自在，也应当成为让我们重新思考的契机：我们把什么视为理想的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对谁造成的不利。

此前我写了几篇关于商业与思想接近的文章，而我感到，尤其是在并非纯粹市场的领域，也就是冠以“社会”之名的领域，思想与商业的接近在实务上也会成为课题，而其急先锋应该就是影响力领域，这就是本文想说的。我也认为，正因为冠以社会问题和社会影响力之名的企业增多了，在商业中才再次需要对思想进行讨论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