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防卫、安全与和平的资金应该花在哪里？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目前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中，从2022年2月全面战事爆发至2025年底的约4年间，对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等造成的直接损失已达到约29万亿日元（超过1950亿美元）。该报告同时估计，乌克兰未来10年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将需要约88万亿日元（约合588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2025年名义GDP的约3倍（按1美元兑150日元折算）。

如果按GDP比例将其换算为日本的经济体量，直接损失相当于约660万亿日元，恢复与重建费用则高达约2000万亿日元。这只是套用GDP比率的一个规模示例，并非对日本未来战争损失的预测，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也达到了同等规模。据测算，日本在整场太平洋战争中遭受的资本存量毁损相当于当时的年度GDP的86%，按2025年的经济规模折算，约为570万亿日元。

如果日本未来不幸成为大规模战争的战场，完全可以预见将产生数百万亿日元规模的损失。（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值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统计，并不包括失去的生命以及幸存者被剥夺的时间等各种无法挽回的巨大代价。）

考虑到660万亿日元规模的巨大损失及其对公众生活造成的深远冲击，每年数万亿日元规模的预防性支出似乎是完全合理的。例如，每年约9万亿日元（日本令和8年度防卫预算）的支出，只要能将每年的战争爆发概率降低约1.4个百分点，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是完全划算的（9万亿日元 ÷ 660万亿日元）。

然而，正因为潜在的损失金额极其惊人，按照这种逻辑，几乎任何投资都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也正因如此，把资金投入真正有效的地方才至关重要，而这需要对不同手段的效果进行横向比较。并且，为了保障作为防卫最终目标的人民安全，除了防卫本身之外，其实还存在许多其他途径。

换言之，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不仅是是否投资于防卫，更在于为了守护我们的安全，究竟应该向哪些防卫手段投资、投资到何种程度。

如今在初创企业界，“防卫科技”（Defense Tech）投资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下文中，我绝非要全盘否定相关支出，而是希望勾勒出一个分析框架，以探讨“怎样的支出水平是适度的”，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可行的手段。

（当然，在讨论支出的同时，资金来源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为了筹集防卫费用，法人税或消费税应该为了国家安全提高到什么水平？是否需要削减其他支出，例如压缩在国家一般公共预算中占据约40万亿日元的社会保障相关费用或燃油补贴？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艰难抉择。对于初创企业而言，随着流向防卫科技的投资增加，也必然需要直面非防卫领域的投资相对减少的现实。不过，本文将暂且聚焦于支出与投资这一侧展开探讨。）

分解期望损失

概率与损失

我们可以借鉴面向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思维，来审视开篇所提到的损失。在风险投资中，期望回报通常按照“成功时的回报 × 成功概率”来计算。用同样的公式来衡量战争，可以表述如下：

这里的损失是指从局部摩擦到全面大战的平均损失。旨在降低战争风险的投资，其作用在于降低概率、减少损失，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威慑与冲突预防主要在于降低“发生的概率”，而防护、避难设施以及基础设施的抗毁韧性强化，则主要在于降低“发生时的损失”。

损失的厚尾分布

初创企业投资遵循幂律法则，极少数的巨大成功决定了绝大部分的投资回报。因此，相较于平均水平的成功，投资者更倾向于追逐获得超高回报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战争的规模也遵循类似的分布规律。以战场阵亡人数衡量的战争损失规模呈现出厚尾分布（重尾分布），极少数发生概率较低的超大规模战争构成了整体损失的绝大部分。正如极少数巨大成功决定了初创企业投资的期望值一样，在战争领域，毁灭性的超级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期望损失。

然而，两者的追求方向恰恰相反。初创企业投资追求的是长尾末端蕴含的巨大收益，而战争防范则是要避开长尾末端的灭顶之灾。因此，在安全保障的语境下，除了降低发生概率之外，还必须认真审视如何降低毁灭性极端损失发生的风险。

在投资实践中，对于一旦发生就会被彻底清洗出局的毁灭性打击，人们绝不会仅仅依据平均值来评估，而是千方百计避免遭受“致命一击”。同样地，构建足以抵御最坏情形（毁灭性长尾）的韧性体系也是必然要求。

安全困境

针对这种最坏情况的防备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抗震设防。然而，地震不会因为我们进行了建筑抗震加固而变得更加剧烈，但对手国家却会对我们的军备扩充作出反应。即使我们完全出于纯粹的防御目的来提升能力，在对手眼中往往难以与进攻性军备扩张区分开来，对手也会通过强化自身军力来进行应对，这就是防卫领域固有的互动结构。在国际政治学中，这被称为“安全困境”。

换句话说，本意旨在降低战争概率的投资，可能会因对手的应激反应而导致战争概率被重新推高；或者由于双方进攻火力的同步升级，反而推高了潜在损失的上限。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双方不断加码赌注一样，一旦爆发冲突，任何一方承受的损失都会更加惨重，这是单纯依靠武力防卫时极易出现的恶性循环。

概率与损失的2×2矩阵

在确立上述前提后，如果以“战争发生的概率 × 战争发生时的损失”来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同一项投资有时会在概率和损失这两个维度上产生相反方向的牵引。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从构成期望损失的这两个要素出发，将投资划分为以下四个象限来进行分析。

	有助于降低损失	可能推高损失
有助于降低概率	(1) 打消敌方进攻意图并减轻战时损失的防护与分散化等	(2) 具备开战威慑力但威慑失败会扩大战事的远程打击力等
可能推高概率	(3) 虽能减少损失却促使对手先发制人的防御系统等	(4) 加剧危机不稳定性并增加损失的军备竞赛螺旋等

具体属于哪一个象限取决于运用方式与对手的反应，因此请将此视为附带条件的示例。例如卫星、观测与分析服务、无人机等技术，如果用于攻击目标指引或缩短杀伤链（kill chain），就会偏向第(2)象限；如果用于停火核验，就会更接近第(1)象限。此外，让对手认为即使发起攻击也无法达成战略目的的“拒止性威慑”，同样包含了摧毁敌方入侵部队与补给线的能力。因此，各象限的边界实际上存在着连续的光谱渐变。

左上角的第(1)象限代表既能降低概率、又能降低或不增加损失的投资。防空能力、基地节点的分散部署，以及电力、通信、物流网络的抗毁韧性强化，如果能够打消对手的侵略企图并在战争爆发时降低损失，就属于这一象限。同样地，有助于减少误判的观测核验技术、外交沟通机制以及危机发生时的紧急联络热线，只要能在不扩大损失的前提下降低开战概率，也归于此类。

右上角的第(2)象限代表能够降低概率但可能推高损失的投资。例如，以让侵略者确信必将招致难以承受的反击为核心的“惩罚性威慑”打击力量，虽然平时能遏止战争爆发，但一旦威慑失败，就可能招致对手更猛烈的报复反击或导致战火全面升级，从而加剧本国蒙受的损失。

左下角的第(3)象限代表能够减少损失但可能推高开战概率的投资。例如反导防御系统，如果对手认为其将使自身的核反击威慑失效，在理论上一直被认为可能反而赋予对手“必须抢先动手”的冒险动机。即使该系统确实能减少遭受的打击，但若引发对手这种反应并推高了开战概率，就会落入这一象限。

右下角的第(4)象限代表概率和损失都可能被推高的投资。例如刺激对手导致相互盲目加码军备的恶性螺旋，既破坏了危机应对的稳定性，又加剧了冲突爆发时的破坏规模。

由此可见，虽然统称为“防卫科技”，但其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路径。然而在当下的初创企业语境中，防卫科技的讨论和认知似乎过度偏向于单纯的军事武力防卫。如果我们的初衷是为国防乃至国家安全保障作出贡献，那么除了目前的狭义军事防卫科技之外，完全可以将比较的视野拓展到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等非军事手段；而从追求整体安全的角度出发，这种广义视角的审视无疑也是更为明智的。

防卫之外的手段

当我们跳出狭隘的防卫科技定义退后一步观察，就会发现除了军事威慑与物理防御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技术与事业同样对国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和平学者约翰·加尔通将和平定义为“不诉诸暴力、以创造性方式处理冲突的能力”。他进一步将暴力划分为三类：直接暴力（杀伤与破坏）、结构性暴力（贫困与歧视等社会体制内生的危害）以及文化暴力（使暴力正当化的思想观念）。

参考上述经典框架，我们可以将迈向和平的努力划分为以下四个维度：

分类	构筑和平的作用	应对的核心问题	介入时机	主要手段
安全保障	防范暴力并守护公众生命	侵略、武力袭击、杀伤破坏	冲突发生前、冲突中	国防与威慑、外交斡旋、军备控制、早期预警与危机管理、停火监督、平民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防护
冲突解决	基于协商与法律妥善化解对立	利益冲突与诉求对立本身	冲突发生前、冲突中、冲突后	外交仲裁、国际法与国际组织、选举与政治参与、司法与法治、人权保障、反腐败机制
社会经济基础	确保人人安心生活并施展才能，根除冲突土壤	贫困、贫富悬殊、社会排斥、经济动荡	冲突发生前、冲突后	促进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经济、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
建立信任*	实现多元共存与和解（消解敌意）	敌视心态、偏见、美化暴力的思想观念	冲突发生前、冲突后	基础教育、文化与人员交流、二轨外交、跨国合作项目、新闻与信息环境治理、公民对话、历史和解

* 在传统安全保障领域，“建立信任措施”通常特指国家间的军事举措，例如军事演习的事先通报；而在本文中，我们是在包含民间交流与社会和解在内的更广泛意义上使用“建立信任”这一概念。

所谓的狭义防卫科技，主要服务于“安全保障”这一维度，特别是遏止侵略和减轻战时损失。冲突解决主要着眼于应对正在激化的对立与摩擦；而巩固社会经济基础和建立信任，则是为了营建不易滋生冲突的根本土壤。

单靠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无法换来持久的和平，唯有四大支柱相互支撑，和平与安全才能长久维系。

依此审视，传统的国防建设仅仅是四大维度中安全保障的一部分，而军事武力更是该部分下属的单一工具而已。这表明，构筑和平状态或守护我们安全的路径还有很多。因此，当探讨和平与安全时，我们不应将视野局限于军备与防卫，而应以更宽广的胸怀，探讨我们应该把资源投向哪里以保障和平与安全，以及技术应该在哪些领域发挥赋能作用。

例如，与其将100亿日元单一投入到狭义防卫科技中，如果把这100亿日元用于国家间建立信任与文化交流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或者用于解决地缘动荡国家的贫困与阶层分化，结果会怎样？在守护和平与安全这一共同大目标下，这类议题完全理应摆在同一张谈判桌上平等讨论。

计入平时的收益

对于各类手段的评估，还应充分计入其在没有发生战争的和平时期所能创造的正向价值。

例如，在电力、水资源、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投资与建设，即便没有发生战争，也能为广大公众带来日常福祉。如果通过储能技术与供电多样化改革，既降低了平时的用电成本，又能承受战时断供危机，那么这两重价值都应当得到肯定。跨国联合科研能产生普惠的科研成果，跨文化交流则能孕育艺术佳作与宝贵的教育契机。

这一点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逻辑不谋而合。IPCC在论及减排与适应相结合的举措时明确指出，除了避免气候灾害带来的损失外，这类举措还能带来改善公众健康和空气质量等诸多平时协同效益。同理，在追求和平的投资中，我们也应当能够将危机预防效果与日常民生效益分别加以验证。

当然，对于传统防卫科技而言，只要能够明确证实其具备民用转化潜力或研发外溢效应，也应按照同样的衡量标准将其计入回报。与此同时，正因为我们将和平投资的范畴界定得更广，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绝不能仅仅把原有的能源投资或常规教育预算重新贴上“和平科技”的标签，就自欺欺人地宣称凭空创造了新的增量收益。

厘清有效性以避免范畴错误

从这种宽广的视角审视防卫与安全，对于防卫科技行业自身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概念名称与实际贡献发生脱节的“名实不符”现象在科技创投史上屡见不鲜。

近年来气候科技兴起时，也曾涌现出大批虽然自封为气候科技、但对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毫无实质贡献的解决方案与服务。其直接后果，便是导致气候科技这一整个品类的信誉受到严重透支与质疑。

防卫科技同样面临着重蹈覆辙的风险。如果市场上充斥着毫无防卫实效、却大肆标榜有助于国防的企业，整个赛道的信任基石必将崩塌。

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深入拷问防卫科技及其相关业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实提升了国家防卫能力，恰恰是增强该领域业务说服力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诩为防卫科技的初创企业以及为其提供注资的投资者们，理应能够清晰、负责任地阐明自己的事业对防卫力量的具体贡献到底有多大，以及与其他非军事替代手段相比究竟具有何种独特的优势与效能。

（需要指出的是，这绝非仅限于初创企业，而是适用于整个国防领域。例如，小泉悠氏就曾对孤立地追求核潜艇或远程导弹这类“光鲜亮丽的正面装备”的风气提出警示，指出在防卫领域真正需要的，首先是明确建立“在何种事态下承担何种职责”的整体防卫战略以及日美之间的角色分工，在此基础上，即便不起眼也应当率先投资的，是基地抗毁加固[防护与地下化]、弹药与人员等脚踏实地的持久战基盘。）

围绕威慑与相互依存的反论

面对上述梳理，想必也会引发不少质疑与反驳。在此，我挑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反论予以探讨：一种是对削弱威慑力的担忧，另一种则是对经济相互依存效用的怀疑。

反论 (1) 威慑存在阈值

最普遍的一种反论是：“如果被外界视为防卫力量薄弱，就更容易招致侵略。”我认为这种警示是十分中肯的。一旦对手认为进攻将无法达成既定战略意图的心理共识破裂，威慑效能便会急剧瓦解，战争概率就会飙升。换句话说，威慑力量发挥作用必须跨过一定的门槛水准，即所谓的“阈值”。因此，决不能简单地得出“减少防卫投资就会带来安全”的结论。

也正因如此，我们应当探讨的核心议题，绝非主张采取“门户洞开”的不设防策略这一极端假设，而是在跨越威慑阈值之后，那“追加的每一分钱”究竟应该投向何方。当已经具备充足的威慑力量时，盲目继续加码进攻火力以期进一步压低战争概率的边际收益可能会极其微弱。相反，正如前文所阐述的，过度堆叠武力反而可能刺激对手作出激烈反应，进而推高冲突概率或放大毁灭性损失的风险。

在和平时期无法产生实际经济收益的纯粹防卫投资，实质上是一种保险，而这笔保费主要由国民缴纳的税款承担。应当配置多高水平的保额，取决于预设的假想敌与入侵场景，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标准答案。即便如此，“备战到何种程度才算充分”这一根本追问，在关于防卫投资的理性探讨中绝对不应被边缘化。

反论 (2) 相互依存并未阻止战争

第二种代表性反驳指出，即便加深经济相互依存，也根本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本文开篇以乌克兰危机切入，而这场战事恰恰提供了经济相互依存未能阻止战争爆发的铁证。

德国曾长期奉行“以贸易促转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路线，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合作，但战火依旧燃起，对俄罗斯天然气的深度依赖反而沦为欧洲的地缘软肋。回溯历史，诺曼·安吉尔在1909年出版的名著大幻觉中曾论证：在深度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战争对于胜利者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然而仅仅数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轰然爆发。这表明，即便在经济账上极不划算，战争依旧有可能由于非理性因素而爆发。

不过，面对这种反驳，同样有两个关键维度需要厘清。

其一，是依赖形态的结构性差异。供应链存在多元替代选项的双向关系，与被单一国家卡住脖子的单向依赖，在关系破裂时的承受能力与博弈议价权上有着天壤之别。双方在维系关系中享有对等利益的对称性依赖，与单方面高度受制的非对称性依赖，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德俄之间的能源关系，本质上是欧洲缺乏有效替代手段的非对称性依赖。仅凭这一孤立案例就全盘否定相互依存机制的防冲突价值，未免有失偏颇。

其二，是对不同手段的检验标准应当保持一致。即应当用相同的标尺，去拷问军事防卫与民间交流两类手段的作用路径、证据质量、潜在副作用以及投入成本。例如，虽然很难确凿证明某次文化交流直接阻止了一场战争的爆发，但这一举证难题在军事防卫投资上也完全成立。正如交流与相互依存存在失败的前例一样，旨在实施威慑的军备投资遭遇滑铁卢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为威慑日本而将其太平洋舰队主力进驻夏威夷，但珍珠港事件依旧发生了）。如果只对非军事交流提出苛刻的因果证明，而在军事防卫面前却放弃审视，这显然不是一种健康、公正的辩论态度。

民间投资应流向何处

从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来看，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一定规模的资金投入到强化防卫力量上，恐怕是难以避免的现实选择。正因如此，我们才不仅要讨论“要不要增加防卫预算”，更要在确保必要威慑力和防卫力的前提下，深入论证追加的资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战争爆发的概率与破坏损失。

上述讨论虽然主要立足于国家宏观视角，但同样的逻辑完全适用于民间资本。

民间对防卫领域的投资增加，意味着民间社会也随之承担起相应的历史责任。初创企业界亦不例外。未来如果向防卫科技领域追加注入1000亿日元的民间资金，核心问题就在于“这1000亿日元究竟被用来做了什么”；未来世代回望当下时，也必然会追问：“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到底把钱花在了哪里？”

站在防卫省的角度，在其职权管辖范围内强化力量是其固有的组织行为逻辑，而政治力量也往往顺水推舟。但政府归根结底是由具体的人在运转，人就会犯错（正如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如今依然在不断犯下各种错误一样）。

毫无原则地盲从政府意愿，绝非展现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唯一方式。恰恰因为置身于民间，我们才更应该摆脱官僚体制固有的逻辑桎梏，站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去审视问题。

作为和平投资的慈善捐助

话虽如此，民间资本在实际行动中同样面临着难以逾越的结构性束缚。置身于市场之中的投资者，必然受到各自特定时间窗口的严苛制约（上市公司受制于季度或年度财报，风险投资机构受制于约10年的基金存续期）。由于市场机制本就不是为了最大化公共福祉而设计的，单纯依靠商业市场资金去承担需要几十年才能见效的长远事业是极度困难的。

正因如此，来自高净值个人与公益基金会的慈善捐助，在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领域才显得格外不可或缺。

首先，这类慈善资金拥有与商业市场截然不同的时间维度。国家财政预算遵循单年度原则，且容易随政权更迭和政策重心的摇摆而中断；风险投资基金通常要求在10年左右完成退出清算；社会上能够耐心等待文化与教育在数十年后显现成效的长线资金极其稀缺。而慈善捐赠是极少数能够由出资人自主决定进行数年乃至数十年跨周期长期支持的资本形态。

其次，慈善资本能够包容不可量化的隐形成果。公共财政资金为了满足合规问责要求，必然偏好立竿见影的量化指标。这种问责制度本身无可厚非，但其客观结果，却是导致针对“从未爆发的战争”的事前投资极难获取财政拨款。相反，慈善捐助可以采取类似初创企业天使投资的从容心态：不设定过于严苛狭隘的考核KPI，包容绝大多数尝试的沉没，只要其中少数关键项目能产生深远影响即可。如果这种努力能实质性压低战争风险，最终也将回馈给出资者自身的长久安宁（尽管也有部分超级富豪宁愿一掷千金购买私人避难所，试图在末日灾难中独善其身）。

再者是超然的独立性。由一国政府出资资助的对外文化交流，在对方国家民众看来，往往极难与政治宣传或渗透渗透活动区分开来。正如约瑟夫·奈等学者所指出的，国家的软实力绝大部分孕育于民间社会而非政府部门。当然，仅靠资金来源为民间并不能自动保证独立性。唯有当资助者严格承诺不干预具体运营内容、捍卫其独立性时，来自对手国家的学者、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才能毫无戒心地广泛参与进来。

最后，民间渠道在国家间官方关系急剧恶化时依然具备维持连通的独特韧性。当两国政治关系陷入冰点，官方交流预算往往最先遭到腰斩，跨国企业也趋于避嫌退缩。然而，沟通对话渠道最不可或缺的时刻，恰恰是双边关系极度恶化的危急关头。超然于政治纠葛的民间慈善资金，即便在最至暗的时刻，也能为保留沟通桥梁提供生命线。

事实上，于1995年与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共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帕格沃什会议，就曾长期扮演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之间的非官方联络管道，其与会专家在幕后积极促成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及核不扩散条约的酝酿与签署。在《金融时报》的报道中也披露，在应对俄罗斯核升级危机期间，正是通过民间的非官方管道直接将美国政府的真实底线传达给了普京，从而为化解核危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斡旋作用。

为了维系这种民间对话网络，支持平时的经常性交流活动所需的资金，仅需数亿到数十亿日元便是一笔极其可观的巨资，并足以带来质的改变。假定我们将原本打算用于防卫科技的1000亿日元挪用于民间文化外交与对话，若能在危机临界时刻因保留了最后一条沟通回路而成功阻止了一场浩劫，从长远来看，这难道不是一笔回报丰厚得多的超级投资吗？

在本文开篇，我曾提到：面对高达660万亿日元的潜在损失与生灵涂炭，每年数万亿日元的防灾式预防性支出似乎完全说得通；但如果通过100亿或1000亿日元规模的民间长线投资与战略慈善就能达成同样的避战效果，这无疑将是一笔具有乘数效应的伟大投资。在商业创业成功者与优秀投资人不断涌现的今天，将这部分民间财富的一部分，用于在漫长时间轴上构筑和平基石的宏伟事业，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结语

科学技术赋予了人类无限放大自身能力的可能。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它在放大人类创造力的同时，也成倍放大了人类的杀伤能力与生态破坏能力。

对于防卫科技的投资，与对于防卫之外多元手段的投资，都必须置于同一把价值天平上接受审视：追加的资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战争的发生概率与灾难规模？在平时能带来多少普惠红利？又需要付出何种代价？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把资金投向真正顺应时代诉求、切实提升实质防卫效能的优秀防卫科技企业，这一抉择即便在遥远的未来接受后世的检验，也将被公认为理智而明智的判断。

在当前的舆论场中，似乎弥漫着一种“如果单纯从市场理性出发就必须果断投资防卫科技”的盲从氛围。对于代客理财、背负资本增值责任的基金投资人而言，其追逐利润的职业诉求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如果万事万物皆唯“市场理性”马首是瞻，其本质就是对既有市场规则所绑架的狭隘价值观以及不合理的现有社会结构的一种被动背书与妥协。

但请不要忘记，我们人类生息繁衍的场所，是远远超越于市场之上的广袤“人类社会”。商业市场仅仅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我们完全有能力跳出市场的既定框架去深入思考，并凭借人类自身的独立意志从外部去重塑和改良市场。如果现有的某种市场结构正在推高彼此遭受毁灭性创伤与陷入战火的概率，我们完全有权利、也有责任对其坚决说“不”。毕竟，一旦被卷入残酷的战火而失去宝贵的生命，再庞大的财富与估值也终将化为乌有、毫无意义。

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将“是否投资于防卫”这一狭隘命题，升华为在更宏大的视野中审视防卫与安全，进而追问“应当以何种效果预期将宝贵资金配置到哪些具体手段上”，才是我们重新审视防卫科技、乃至探索和平与安全终极答案的真正思想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