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资本 1 | 资本是如何离开思想的

1970年3月，日本万国博览会在大阪的千里丘陵开幕。

会场里陈列着丹下健三的大屋顶、冈本太郎的太阳之塔、以黑川纪章等新陈代谢派建筑师设计的展馆、移动步道、可视电话、机器人，以及由计算机控制的广场。大阪世博会并不只是商品展览会，而是一次尝试：借助建筑与技术，暂时把信息社会与未来城市造出来给人看。

这里想请大家注意的，与其说是展览的内容，不如说是在那之前发生的事。

写下至今仍被人阅读的《知的生产的技术》的梅棹忠夫，在早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1963年发表了《信息产业论》。信息产业论引起了轰动，梅棹等人当年就成立了私人研究会，并逐渐影响到政策。

仅仅7年之后，当年讨论信息社会的学者们自己加入了世博会主题的研讨和会场规划，而他们的构想，经由博览会协会的规划与公共预算、企业的参展决策、对建筑师的设计委托，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建筑群。写下的思想穿过多个组织的决策，调动了资金和人，最终化作肉眼可见的城市面貌。

本系列“思想与资本”所讨论的，就是这种从思想到资本的转换。更准确地说，它的主题既不是思想本身，也不是资本本身，而是标题中的“与”，也就是连接二者的机制。以世博会为例，把学者的构想转化为行动的，是从主题委员会到预算、参展、设计合同的一连串“约定”，这就是我所说的机制。

另外，这里所说的思想，与上一篇文章相同，指的是一个思维框架，它把三者合为一体：对社会运作方式的认识（地图）、关于优先考虑什么的规范与价值标准（标尺）、关于如何改变社会的方向与行动计划（路线）。而资本，则指出资、融资、公共预算这类约束未来资源配置的资金性约定。

在日本，人们有时会说，讲述未来的思想衰落了，构想的能力枯竭了。但本系列不采取这种看法。描绘未来的地图与路线的构想，如今仍在不断被写出来；分领域来看，把构想变为行动的机制也各自在运转。

国家有战略文件，研发有国家项目，地方也有规划。本系列的假设是：变得单薄的，既不是思想本身，也不是各领域的机制，而是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连接，以及思想、资金和人在连通的道路上持续往来的循环。

用思想的三个要素来说，我认为变得尤其单薄的，是标尺，也就是在公开场合讲述并协商“优先考虑什么”这一规范的实践。思想不仅流向行动，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反馈也回到思想、促使其重写，人也在写的一方与用的一方之间循环。本系列将回溯过去，考察这种往返逐渐变得单薄的过程。

现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未来的思想、实现它的资本，以及政治权力，正在向美国的硅谷集中。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整理了作为思想基础设施的功能，并谈到了拥有“把未来的故事变成资本的机制”的VC，如何被资本的力量所左右，把想法膨胀到危险的程度。

接着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论述了：包含国家、治理乃至自由之意义在内的美国科技思想，正经由硅谷和初创企业的渠道流入日本；而这种流入之所以毫无摩擦，与其说是因为输出方的高明，不如说是因为接收方存在空白，也就是关于标尺的自有言论不足。

不过，这个空白并不是近年输入渠道固定下来之后才突然出现的，而应该是经过更长的时间逐渐形成的。本系列也是一次尝试：把这个空白的来历回溯到明治时代加以确认，找出原因，并为重建打下基础。换句话说，背景中的问题意识是：日本应当如何面对这种状况。

我打算分4次来思考这个看法。第1篇，也就是本文，主要聚焦于资本一侧，即把思想转化为资金与组织之约定的机制，回顾从明治到1980年代的历史，看思想与资本的连接和循环是如何形成的，又是靠什么支撑的。

另外，本系列讨论的是可能通向资源配置和制度设计的思想，无意衡量哲学或文艺批评本身的价值。这也不是要追问某个特定阵营努力不足，而是一个结构问题：无论哪种立场的思想，社会一侧有没有把它转化为约定的机制。

明治时代：思想与事业由同一群人承担

明治时期的日本，是思想、构想与事业在身兼数职的同一小群人之中连成一片的时代。

在福泽谕吉、森有礼、西周、中村正直等人参加的明六社里，官僚、教育者、学者和言论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明六杂志》把西方的概念和制度推广到公共讨论之中。涩泽荣一参与了约500家企业和团体的设立与运营，同时还参与了约600个有关社会福利、教育和国际交流的组织。银行、铁路、造纸、教育、医院，这些放在今天会分属不同专业领域的工作，当时是在同一幅社会图景之中处理的。也就是说，翻译来自西方的思想，即思想中的地图，讨论标尺，并亲自把路线作为事业付诸实行，这一整套活动由同一代人同时承担。由于写的人自己去实行，事业成败所带来的市场反馈，也直接回到思想的重写上，这一切在同一群人之中完成。

这里有一点想请大家注意。涩泽从明治时期起不断积累的这些实践，后来在《论语与算盘》（1916年）中被表述为实业家的心得，至今仍容易在这个脉络下被阅读。然而，他实际所做的，也可以说是创办日本市场与产业机制本身。让股份公司、银行、交易所这些汇集资金并将其分配给事业的制度在国内扎根，这项工作虽然是与政府的法制建设以及许多实业家共同完成的，但涩泽身处其中心。而他用合本主义一词来说明兼顾私益与公益的想法。

这与企业层面的理念或伦理纲领略有不同。它谈的是这样一个层面：要新建什么样的市场和产业，让这个市场如何运转，把国家产业的成长引向何方，也就是市场构想和产业构想的问题。

不过，应当留意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环境。明治是国家形成期，制度设计者、教育者、实业家这些角色尚未完全分化，写构想的人与拥有执行权限的人，在福泽门下、涩泽周围这样少数男性精英的人际关系中重合在一起。用开头的话来说，在明治时代把思想转化为约定的，除了逐步成形的公司制度和银行制度之外，还有能够跨越这些制度行动的少数人的关系。

而且，也不能简单地美化这个时代。明治时期思想与事业的结合，不仅涉及企业和教育，也与帝国的形成和军备扩张融为一体。此外，其担当者几乎仅限于少数男性精英，女性、劳动者和殖民地的人们被排除在这种结合之外。

这种由人际关系身兼多种角色的形态，虽然成立条件不同，但也可以成为思考当今美国科技产业时的比较对象。这一点今后会再专门讨论。

大正时代：社会运动的兴盛

大正时期，把思想付诸社会实践的主体增加了。普选运动和劳工运动扩大，合作社相继组织起来，除国家和实业家之外，也出现了把思想转化为制度和生活的担当者。

例如，贺川丰彦从在神户贫民窟的救济活动起步，领导劳资纠纷，主导成立消费合作社，据说还把自传体小说《越过死线》（1920年）畅销所得的资金投入运动。他指导设立的消费合作社，延续至今就是Co-op Kobe。这里值得留意的是，从思想通向事业的道路，并不只有股份公司。合作社、工会、社会事业，同样是把社会构想转化为资金、人才、设施和日常运营的方法。这条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大企业，在别处创造事业的道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形。

而且，贺川等人所创造的，是不同于利润的另一种标尺，即以互助为轴心的事业形态。采用不同的标尺，就能做成不同的事业。

担当者的扩大并不止于劳工和合作社。1920年，平冢雷鸟和市川房枝等人成立了新妇人协会，并促成了修改《治安警察法》第5条，该条款曾禁止女性参加政治集会。这也是被排除在明治式连接之外的人们，开始作为改变制度的主体登场的时期。

担当者的扩大也不只发生在事业和运动一侧。这一时期，《中央公论》和《改造》等综合杂志培育了言论市场，以写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明治时代重合于同一批人之中的两项工作，即写思想的工作与调动资金的工作，开始各自作为独立的职业确立起来。这种分化在战后如何推进，将在讨论思想一侧的第2篇中探讨。

1925年，《普选法》（但女性仍被排除在外）与《治安维持法》在同一年出台。思想与社会的连接越是扩大，由谁来管理这种连接的问题也就越是突出。这种紧张关系，在接下来的战时期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战时期：国家的统一

从1930年代后半期到战时期，这种扩展被另一种形态所取代。1937年设立的企划院，通过生产力扩充计划和物资动员计划，试图把物资与人员的分配权限集中到国家手中。这一时期掌握权力的被称为革新官僚的岸信介（后来的首相）等官僚，把产业、金融、劳动、科学技术、国土规划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试图把企业经营与国家目标结合起来。历史学家Janis Mimura把这些技术官僚改造国家的思想称为“技术法西斯主义”并加以分析（《帝国的计划与法西斯主义》。这也是近年美国技术法西斯主义论所参照的谱系）。连接思想、资本与事业的权限，在此时最强烈地集中到了一处。

然而，这种连接缺乏公开的讨论和选择的自由。比较不同构想的场所被封闭，科学与言论成为被动员的对象。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修正。由于运输能力和物资不足，动员计划的数量和工序多次被迫变更和缩减。被压制的并不是这类实务上的调整，而是在公开场合重新质疑战争目的和动员本身、重新选择另一种构想的回路。也就是说，战时日本有的是被强化到极限的连接，而不是反馈回到思想、构想得以改写的循环。

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个“让思想与资本重新结合起来就好”的简单问题。思想、资本与事业相连接这件事本身，既不能保证那种思想值得期待，也不能保证其实施会成功。日本曾经历过两者结合得最紧密的时代，也知道其后果。需要的不是连接本身，而是不把它集中到一处，而是以反驳与修正得以循环的形态来连接。

此后，日本经历战败，走向复兴时期。

战后：共同目标使连接与循环得以运转的时代

1960年内阁决议通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收入、就业、住宅、道路、港口、产业结构等项目作为可衡量的目标提了出来。通商产业省的产业政策，也按钢铁、造船、汽车、化学、电机等各个产业，使设备投资、技术引进、出口和生产率提升相互联动。

这一时期的未来图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与其说是从零开始选择一个未知的社会，不如说它带有很强的追赶型性质，即逐步接近欧美已经存在的生产技术、生活水平和社会基础。由于最终的生产率与生活水平的基准和目标可以在国外观察到，方向上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小，主要问题就成了到达的速度和资源的配置。

在这种条件下，官僚、银行、企业、大学和劳动者，即使利害不同，也能参照共同的目标和指标。由于增长的成果会以就业、收入、耐用消费品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形式广泛显现，为了将来而投入现在资源的政治共识也更容易形成。当然，这种追赶的达成并不是仅靠国内制度推进的，也得到了冷战下的国际环境、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固定汇率制、海外技术易于引进等外部条件的支撑。

把思想转化为行动的机制，也是围绕这一目标搭建起来的。国家通过规划和审议会指明方向；银行通过持续的交易积累企业信息，除融资外还承担经营监督和危机时的协调（这一功能对哪些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在研究上也有争论）；企业以长期雇佣和企业内培训来留住人才、积累技术；家庭则以收入上升和购买耐用消费品来回应。国家规划、设备投资、融资、雇佣、消费，在相当程度上与同一幅未来图景相连。投资成果作为收入回到家庭，消费和储蓄又支撑下一轮投资，这样的循环也确实在转动。我想，那里也有“未来会比现在更好”这样的希望。

经济社会学家Jens Beckert在《Imagined Futures》（2016年）中论述道，驱动资本主义活动的，与其说是被客观预测出的未来，不如说是人们集体共享的“想象的未来”。重要的不是想象是否乐观，而是这个未来被信任到足以让众多主体向其投入资金和时间的程度。可以说，追赶时代的日本，是这种共享与信任异常浓厚的时代。

“标尺”是思想的要素之一，它确实有过在公开协商中被决定的先例。1955年成立的日本生产性本部，起初并未获得整个劳工界的同意，还受到“强迫劳动者做出牺牲”的正面批评，但它提出了维持和扩大雇佣、劳资合作与协商、成果的公正分配这生产性三原则，并建立了劳、资、学三方构成的平台。在提高生产率时如何对待雇佣与分配，这是一个即使堆积事实也无法定论的问题，而生产性三原则为它赋予了作为协商产物的、公开的优先顺序。并且这一共识，与长期雇佣、企业内人才培养、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融资等制度相结合，逐步得到落实。经过对立与协商，标尺在公开场合被改写，这里有这种循环的一个形态。

用地图、标尺、路线这三个词来说，追赶时代的日本，从欧美这一完成形态借来地图，在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上对标尺基本达成共识，并可以把路线视为理所当然。当然，共识并不完全。围绕增长的成本与成果由谁承担、由谁享受，公害、劳动、地区差距的对立一直存在。即便如此，生产率与收入上升这一主要指标，已经成为超越立场而被共同参照的目标。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即使不自己把思想整体地创造出来，机制也能运转的时代。

这里不能忽略的是，连接官厅、银行与企业的协调机制，即审议会、行业团体、政策金融、主银行，确实存在，但它们都是以“追赶”这一人人看得见的目的地为前提搭建起来的。那是这样一种连接与循环得以成立的时代。

未来地图与路线的丰富供给，以及连接的固化

在战后，超越欧美这一参照对象、讨论整个社会未来图景的话语，也曾被丰富地供给。开头提到的梅棹忠夫的《信息产业论》（1963年），描绘了生产并流通信息的产业移到社会中心的景象。林雄二郎在1969年的《信息化社会》中使这个词固定下来，欧姆龙的创始人立石一真等人在1970年提出了SINIC理论，增田米二构想了“Computopia”，堺屋太一在1985年的《知价革命》中描绘了一个知识和价值的创造比物质的数量更重要的社会。这一时期的日本，既是信息社会论的输入国，同时也是供给国。

构想并没有止步于言论。1960年登场的新陈代谢派建筑师们，把城市设想为随人口、技术和生活变化而更新的事物，而不是已建成建筑物的集合。这些构想在公共场合现身，就是开头所说的1970年大阪世博会。梅棹、加藤秀俊（思想与文化评论家）、小松左京（科幻作家）等人也参与了世博会的构想，信息社会论和未来学被反映到会场规划之中。

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是想把世博会办成单纯礼赞技术的场所。梅棹等人参加的“思考万国博览会之会”（1964年）主张，不应让世博会止于日本产品的样品展，而应使其成为讨论公害、资源、人口、差距等问题的场所。从外部进行批评的成员中，有一部分后来作为主题委员实际参与了规划。在官方主题“人类的进步与和谐”的制定过程中，也曾讨论过科学技术若被误用，可能把人类引向毁灭。在这个时间点上，从批评到构想、从构想到企业和制度设计的道路依然留存着。

此外，1965年野村综合研究所成立，1970年三菱综合研究所以“独立”“跨学科”“面向未来”为旗帜成立。向政策和企业提供技术预测与社会构想的民间智库也已形成。不过，其中多数诞生于证券公司或企业集团的旗下，收益的中心是受托调查，这种业务结构也可能成为它们持续设定独立于客户委托的公共议题时的制约。

这些写作者与政策制定及实业之间的距离，从一开始就很近。林出身于曾在经济企划厅参与制定经济计划的官僚，堺屋也出身于策划大阪世博会的通产官僚。社会构想进入审议会和长期计划，并通过国家项目推动研发。例如1982年启动的第五代计算机项目，11年间投入了约540亿日元，在通产省的主导下，现有的大型电机制造商各自派出研究人员。而SINIC理论则由欧姆龙这家实业公司来推进。信息社会论与国家预算和企业结合，建立研究组织，并抵达企业的技术开发。也就是说，社会构想流向官厅和国家项目，事业构想流向自家公司。

每一种思想都充分发挥了作用，但接收方逐渐按路径被基本固定下来。于是问题就不在于日本没能描绘未来的地图，而在于构想的接收方预先就被确定在官厅、大企业、研究所和国家项目之中，难以成为由多家企业、投资者和研究者共同讨论研究的公开型假设。我认为，这后来成为产生空白的结构的源头。

1980年代：追上目的地，跨越路径的规范不再被谈论

在此来看看1970年代后半期到1980年代发生了什么。这一时期，日本的产业开始从追赶的一方转为被学习的一方。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1979年）被广泛阅读，长期雇佣、企业内培训、质量管理、系列等日本式经营成为研究和模仿的对象。用前面的话说，至少在制造业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上，日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到达了欧美这个可观察的目标。支撑战后连接的前提，在这时开始逐渐丧失。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生产方法的输出。大野耐一的《丰田生产方式》（1978年）完成了国内的体系化，又经过MIT国际汽车项目的比较研究，以“精益生产方式”之名成为世界通用的词汇。不过，容易跨越国界转移的，是生产工序和质量管理这类可以作为步骤剥离出来的方法。支撑这些方法的长期雇佣、企业内技能形成、成果分配等制度，依赖于各国的雇佣法制和劳资关系，因此无法以同样的形态转移。方法成了全世界的，而制度与标尺则留在了国内（被剥离出来的方法在美国与客户开发论和敏捷开发相结合，到了2010年代以《精益创业》之名回到日本，这个故事后面再谈）。

那么，留在国内的思想又如何了呢？这里，开头把思想分为地图、标尺、路线的区分就派上了用场。描绘地图与路线的构想，在1980年代也在持续公开供给。1980年的科技立国、1986年的前川报告、1987年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政府和审议会不断提出未来构想，前面提到的堺屋的《知价革命》也是1985年的书。变得单薄的是标尺，也就是资本一侧关于规范与价值标准的讨论。关于应当优先把资金分配给什么的规范，尤其是像生产性三原则那样，跨越多种规范加以比较、在公开场合被协商并改写的例子，从这一时期以后越来越难找到。

其中一个理由是，优先考虑什么，只要在长期雇佣、企业融资等制度和行业惯例之中被默默共享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明文写出来、拿到外面去。社会构想在审议会和国家项目之中，事业构想在自家公司的中期计划之中，金融判断在系列内的审查之中流通，在路径之外被竞争的情形越来越少。规范与价值标准在各路径和各行业内部持续被共享，却不再在其外部被谈论。

同一时期，跨越路径的场所，其性质也在改变。未来学运动在1970年世博会达到顶点，石油危机之后趋于衰退，学者、官僚、企业、作家在同一个主题委员会里讨论社会图景的那种场合，此后再也没有重现。生产性三原则也从持续被协商的共识，变成了已经达成的前提。1975年的春斗之后，劳资协调固定下来，劳资双方的场合与其说是重新追问雇佣与分配之标尺的协商，不如说更接近于调整加薪幅度的例行程序。

当然，横向连接的场所并没有消失。审议会和行业团体依然存在，据说组织之间的协调反而更加密切。改变的是场所的角色：它从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协商思想及其标尺的场所，逐渐变成了在各行业既定前提之下调整利害的路径。

另外，看行业内部，反馈回到改善的循环依然活跃地运转着。系列金融积累企业信息，企业内培训积累现场的学习，行业团体不断打磨交易惯例。80年代制造业的强大，也是这种循环的成果。不过，这种循环在各路径、各行业内部自成一体，以份额和行业内排名这类各自内部的标尺来衡量。封闭起来的不是衡量本身，而是跨越路径去协商并改写“用什么来衡量”。跨越多种规范加以比较、并反映到资本配置之中的场所变弱了。开头所述的现状，即各领域的机制各自在运转，而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连接与循环却变得单薄，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成形的。

而且，目的地的到达，使规范与价值标准不再被谈论所付出的代价变得更大。追赶一旦结束，就需要自己重新选择：增长、雇佣、分配、环境、国际协调这些多重目标中，应当优先哪一个。然而，可用于这种重新选择的规范，作为明文写下的语言并不在手边，只是在制度与惯例之中被默默共享。当目的地被共享时，这套机制是高效的；而当需要重新选择前提时，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手边没有可以取出来讨论的基准。

再往前，还有另一个后果。当被协商的标尺丧失之后，仍能让封闭的路径彼此通约的尺度或基准，就只剩下金钱。而当只有金钱成为共同尺度时，资金就不再需要经由构想，资本开始在资本之中循环。事业公司比起本业更追逐金融收益的80年代末的理财热，以及土地与股票升值又带来更多融资的泡沫，都可以看作是它最初的样子。本应让思想、资金、人往返的循环中，思想和人脱落了，只剩下资金在转。资本离开思想，指的就是这种状态。不是构想被标上价格，而是脱离构想的价格单独成为共同的标尺并作出判断，这会引发什么，将在讨论90年代以后的那一篇中探讨。

连接与循环都曾存在。但它们是由目的地支撑的

到这里做一个整理。并不是日本没有思想，也不是思想没有调动过资源。明治时代，思想家与实行者处于同一种人际关系之中；大正时代，社会运动加入进来，同时写作的工作与调动资金的工作也开始分化；战时，国家试图将其整合，导致了巨大的失败；而战后，官厅、大企业、金融机构把构想转化为政策、研发和资金。这些与其说是单线发展的各个阶段，不如说是动员力、包容范围、公开性、易于修正程度各不相同的、彼此分立的连接形态。

不过，战后的每一条路径，都有基本固定的接收方。官厅的构想流向政策，大企业的构想流向自家公司的研发，金融机构的判断流向对既有企业的资金供给。像生产性本部和世博会那样，跨越路径协商标尺的场所确实存在，但那些都是由追赶途中这一特殊时期所支撑的成就。随着到达目的地，横向的场所失去了协商的作用，剩下的就只有纵向的路径，以及在其内部转动的循环。标尺不再是在公开场合讲述的语言，而成为制度与惯例中的默契，资本开始在资本之中循环。这就意味着，资本一侧开始离开思想（尤其是标尺）。

第1篇到此为止。下一篇将考察这个循环的另一侧，也就是创造思想的一侧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