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与创业公司带来的产业活力

NotebookLM 的总结

各国正试图让产业政策复兴。

“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类政策从经济学角度看有时显得低效，但如果任由市场发挥作用会导致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变得不稳定，那么各国推行产业政策也就是一种不得已的趋势了（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

日本也有任由市场发挥作用却行不通的例子。

比如，工资 30 年没有上涨。而这一现象的成因之一，就是“过于放任市场”。

正如经济产业省的新机轴第四次中期整理报告（2025/6/6）所述，日本企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以海外投资而非国内投资为中心实现增长的。而且海外的利润被用于在海外再投资，因此利润没有充分回流国内，国内劳动者的工资也就没有上涨¹。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日本社会恐怕也会像美国那样变得不稳定。

包括环境对策在内，市场往往会失灵，所以任由市场发挥作用，资本的逻辑就会带来无益于国民的结果，这有时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果想要有所改变，就需要干预市场的政策。

各国已经开始采取这样的政策了。

创业公司与产业政策的靠拢

在这类产业政策日益活跃的背景下，美国的创业公司开始向国家议程靠拢。

最典型的恐怕是 Andreessen Horowitz 的 American Dynamism。它提出“投资支持国家利益的公司”，尤其以国防和制造业为核心主题。

创业公司的孵化机构 Y Combinator 也在 2025 年 6 月，以 Techno-Industrialist 为主题，向创业公司发出了征集需求。

这属于美国一部分团体所推崇的 Reindustrialize（再工业化）的脉络，可以说顺应了当前美国的议程，即重建制造业。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制造业里，优质岗位不会增加那么多，但出于各方面的安全保障考虑，希望在国内保有制造能力——对创业公司来说，就是 It’s time to Build 的脉络——这样的诉求，我也能理解。

像 a16z 这样的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公司之所以向产业政策靠拢，大概是因为国家会向这些领域投资，从而存在商业机会。

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那就是把创业公司的作用也放在“经济增长”以外的方面，这也可能是一种试图提高社会对创业公司和技术的信任的动向。

目前，以欧美为中心，人们对“科技企业”的信任正在逐渐丧失（最近的例子）。监视资本主义、技术封建主义之类的概念广为流传，加之对选举的影响等问题，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天真地相信软件的可能性了。

此外，软件和 SaaS 等属于高利润、低投资的商业模式，因此虽然容易产生经济回报，但优秀的创始人和人才因此流向这里，导致其他领域的创新滞后，这些领域也不会创造多少就业，而且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差距的扩大，因此从长期看会对国家的优势造成负面影响——这样的观点也开始出现。

像这样，在人们对技术和创业公司的信任已不如从前的当下，试图以另一种形式重新获得这种信任的动向，我认为也是“有益于国家利益”这一信息的背景之一。

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出现怀有这种意志的创业者，也出现了认为这样的创业者正是人们所期待的言论。

在美国，这样的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越出精英阶层、传到普通大众，我并不清楚，但也可以这样理解：这几年来，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人们对创业公司的期待都在升高，得到了支持和关注，而正因为有这样的支持和关注，才产生了责任，创业公司正试图回应这种责任。

作为牵引产业政策的“实弹”的创业公司

有意思的是，各国推进产业政策的动向，同步的是创业公司一方，而不是大企业。

我想到的理由之一是：政府在策划产业政策时，需要作为支持对象的“实例”。

一般来说，没有政策，市场的可预见性就无法提高，商业也就不会诞生。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作为实例的商业，改变政策的行动也不会发生。可以说这是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

于是人们会用到“官民一体”这个词，但政府能先行动的情况并不多。多数情况下，是民间先行动，民间一方的问题显现出来之后，政策才会改变。

据说在霞之关的官僚之间，具体的政策方案或素材被称为“弹”（タマ）。还有“装弹”“出弹”之类的说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改变政策，政治家和官僚也需要“实弹”。如果没有可以作为实弹和实例举出的案例，政策就不会改变。

而民间当中行动最快的，就是创业公司。在各国纷纷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我觉得创业公司作为推动产业政策的实弹，重要性正在上升。

产业政策往往容易被既有势力纠缠、掌控：这些势力与政府有着粗壮的管道，声音大，而且还有余力开展对外交涉。而且这类群体因变化而蒙受的损失也更为明显。

结果，往往是追求变化的微弱声音传不上去，政策和产业都无法产生活力。

然而，机动灵活、没有羁绊、跑在最前沿的创业公司，有可能成为创造活力的主体。事实上，创业公司既是率先迈向变化的存在，也是容易与监管发生冲突的存在。

如果现在日本正向创业公司投入政治资源，那么进一步创造这种活力的可能性就更高了。

创业公司创造推动政策的产业活力

例如，日本在聚变能源方面的讨论和政策得以推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京都聚变工程公司（Kyoto Fusioneering）等创业公司作为实弹先行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即使制定了政策也没有可支持的对象，政策落地的步伐就会变慢。

在推进网约车的讨论时也是如此，如果参与者只有 Uber 和 Lyft 等外资企业，一旦推进，要害就会被外资掌握，所以如果不在国内已有参与者的阶段开放，日本市场就会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被外资随意利用。在这样的领域，也正因为国内有实例，讨论才得以推进。

实弹需要多发。如果只有一家公司，就有可能被看作是国家给予的利益输送，而且也不能保证这一家公司一定成功。即使最终会有某一家胜出，要想加大对该领域的政策支持，如果该领域有多家公司竞争，讨论就会更容易推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给社会带来变化的先锋，就像“敢死队”（鉄砲玉）一样。风险很高，有时也可能没有回报。但另一方面，在民间之中，如果创业公司不去做，那还有谁能承担这个角色呢？恐怕没有几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创业公司的动向，看起来正是想把这一角色作为生态系统来承接。

我认为日本也需要同样的活力。创业公司率先识别出今后日本所需要的产业，抢先行动，成为创造这种产业政策活力的主体——我认为，创业公司承担这一角色的机会已经到来。

为了增加能谈论产业的创业公司

迄今为止，创业公司与政策的关联，主要是股票期权等旨在改善创业公司生态系统的关联。这些也很重要，但在当今的社会形势下，我认为还需要超越这些领域，站在更宏观的视角上，为了创造新产业，或重构既有产业，推动改善各个产业的产业政策。

在美国，若干创业公司相关团体联合起来，在 rebuilding.tech 这个域名下，公开了一份涵盖多个产业政策的政策集——『Techno‑Industrial Policy Playbook』。

几年后，在创业公司五年计划结束之后，如果今后仍想继续获得社会的信任，我认为就有必要预先准备好采取行动，来确立创业公司在日本社会中的意义。

为此，需要有人在产业层面思考创业公司的问题，也需要成束的实例。而且，需要更多构想日本未来所需产业并迈出第一步的人。

我希望增加这样肩负产业的产业家，并与感兴趣的人们一起讨论，创业公司的存在意义在日本社会中应当如何定位。

脚注

1. 医疗和护理领域的工资，只要政府决定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所以工资没有上涨并不都是企业的责任。话虽如此，官方定价需要兼顾国家财政的平衡，因此如果在没有发生通胀的情况下提高官方定价，恐怕就要讨论增税或发行国债了。 ↩